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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东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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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平祥: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个人色彩的张扬

2014-5-13


    因为陈树东与早几年在中央美院研究生班的四位同学曾在中国美术馆搞了一个展览,当时我针对他们的展览写过一篇文章,所以从我个人的审美取向包括那种喜好,我对他的那种东西还是比较欣赏的,今天我就想谈一下。
    他的追求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历史画的问题以及和历史相关的宏大的叙事语言的问题。前些年文化部搞了一个艺术大展,中间有一个大的历史画展览,我和刘晓纯组织了这件事情,我们当时邀请了很多很重要的对历史画有兴趣的画家,如果陈树东当时有这样的成果,一定会邀请他,因为当时我们对他不熟悉。包括沈嘉蔚、程丛林、许江等等,一些重要的历史画家我们都邀请了。邵大箴当时是美术研究的主编,他让我就历史画的问题,尤其是当代文化语境的历史画问题写一篇东西,当时我记得是殷双喜找到我,说邵大箴希望你写一篇东西,对当代语境中的现代背景的历史画做一些文章,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在当时现代艺术的语境下和背景下,对历史画的创作基本上是质疑的,但是我很不以为然。虽然我在80年来以来,一直鼓吹现、当代艺术,但是我觉得历史画放在现代语境中间和以现代历史为背景的中国环境之下,我认为是错误的。那么这个语境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抛开语境来谈文化、谈精神、谈艺术的形态,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现代艺术的心潮澎湃就出现了一种偏颇,就忘记了中国语境、我们自己文化的语境,完全把中国的艺术创作放在一种世界性的这种语境中间去,我认为这是一个偏颇。我为什么认为历史画在现代艺术和中国的现代语境中间和现代精神的背景下它有生命力,并且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重要的艺术创作领域?我认为是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文化语境,一个是历史经验。历史的艺术史的经验,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历史话题最为辉煌的西方和俄罗斯,就是启蒙运动之后,艺术的历史画的创作达到高潮,俄罗斯也是这样的,它是欧洲语境和欧洲文化派生出来的,它也使十九世纪历史画创作达到高潮。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启蒙运动历史画成为一个重要主题,这是我认为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启蒙运动,如果用康德的观点来说,就是一个人的选择,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不经过他人的引导,或者不经过他人的规定,而自己能够把握,这就是启蒙了。如果你按照这种要求来看中国,我认为只有极少的文化界人士和艺术界的人士,艺术界的人士还不是全部,有的人语言非常好,但是精神没启蒙、思想没启蒙,我从这个观点来说,一个是语境,语境就是思想文化和历史性的经验。那么我们中国,我认为肯定还处在启蒙阶段,现在思想界尤其是比较开放的思想界产生了共识,我们现在是新启蒙,五四运动中国的启蒙运动,按照世界文化和欧洲文化或者人类文化的经验来看,启蒙运动起码一两百年的历史,要三到四代人以上才能完成,我们中国20世纪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后来49年,我们的启蒙运动三四十年还不到,能够启蒙吗?能够趋美吗?思想问题、道德问题、精神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启蒙运动,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共识的话,那么历史画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在启蒙运动的语境中间一个重要的领域,它就是现代的、甚至是当代的,这是我的基本观念。如果有的人能说服我,那么我可以接受,但是我认为如果从知识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是很难说服我的。
    早几年兴起来一个叫新历史画的创作,国家注入了很多资金,我的非常尊敬的老师,我非常亲近的朋友都参加了这个创作活动,我在中国美术馆看了以后比较失望,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有七个问题的比较质疑的和带有批评性的文章。我原来准备在网上发的,后来我压住了,因为历史本身从形式的角度来看,是我自己所推崇的,就是不满意我们可以讨论,如果我这么一下子写的话,就有一个从形式的角度否定历史画,这跟我原来的思想主张就不一致了。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朋友参加这个活动,我一下子发过去也不太好,所以我就没有把这个文章发出来。
    那么我的看法是什么?就是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宏大叙事。上回主编曾经约我写了一篇文章,在美术杂志上发了,正好是放在介绍历史画的那期上,介绍主要的作品。这个宏大叙事的问题,在我们中国的美术批评界和理论界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到现在为止都搞不清楚。其实从西方文化批评,包括我们中国的思想界的文化批评领域,宏大叙事是一个被质疑的批评的、甚至否定的一个概念,这个是要说清楚的。为什么它是一个被质疑、批评、甚至否定的概念呢?因为这个宏大叙事本身从语言的来源、语境的来源,它就是来自于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对于一些重大题材的、伟大的题材、伟大的作品的表达都归类于宏大叙事,但是宏大叙事最后不但局限于艺术界了,甚至进入了思想界,包括进入了政治界,就是很多都是宏大叙事,宏大叙事就走向了自己的一个悖论,就是西方思想界很多的艺术家的一种共同的境界,黑格尔说是历史决定的,然后在理论上就断言某某某某一定要实现,这个从社会学和政治学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和否定,就是首先就是否则黑格尔说的是历史决定的,就是你所想象的理论推理出来的东西未必能实现,这已经反复被历史所证明了。文艺复兴以后,最可骄傲的理论系统,人家一个问题问下去,这些西方的大思想家和哲学家,包括黑格尔就无法回答了,如果黑格尔在的话,就是你有这么好的理性系统,为什么20世纪发生了人类最惨烈的世界大战,中国的文革、中国的大跃进、大饥荒,你怎么回答?你原来的异动和想象,我们小时候想象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就是这种宏大叙事吗?最后都破产了,那么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很多人没有从文化或精神或历史的层面、历史的本质层面看现代艺术、看当代艺术,都是犯了语境上的一个错误。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抛弃那么好的古典艺术,从毕加索以后,按照传统的审美理想,搞现、当代艺术,为什么那么好的东西你们要抛弃呢,这个问题当然要谈起来就非常的复杂了。实际上现当代艺术的兴起,根本上就是从宏大叙事、精神、文化、社会、政治、审美的合并和质疑,就是因为最后发展的古典艺术就是跟宏大叙事,包括西方和中国那种政治对未来的设计,根据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设计所想象的和规定的一定要实现的美好前景。又没有经过任何的论证和试验,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去追求一个东西,最后破产了。
    那么古典艺术就成为了一个跟历史决定论、跟很宏大叙事对应的、或者是为虎作伥的一个艺术形式,就是我所指的是古典艺术的惋惜,就变成一个虚假的、矫饰主义的,那么它兴起的最大一个前提就是个人世界、个人主义。因为宏大叙事有一个特点,它的主要内容是国家、集体、政治、主义,外在的一些定义、法则。但是对宏大叙事的否定质疑,就进入了个人。那么它就是个人的感性的这些叙事方式,以这种东西来抗衡集体的宏大的叙事方式。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背景。但是如果放在中国的语境中间,我能接受西方对宏大叙事的50%的批判和质疑,但是我不能完全的接受,这就是中国的语境。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中国没有完成启蒙运动。中国的很多问题还是要放在国家主义、放在集体的、放在一些更大的背景中去思考。但是我觉得这不妨碍我们主要从个人的、个性的、人性的、感性的角度来审视我们所创作的题材、我们的语言,这并不妨碍、也并不矛盾。一个历史的重大主题,我们来表达的话,其实伟大的历史画家已经做出了一种非常好的范例。比如说我们所非常熟悉的苏里克夫的画作,题材就是跟保守的反对的太子,要终止他的父亲对西方的开放,利用境内发生的一种政变。在他的作品中间进行批判、进行鞭笞、进行丑化。大家熟悉这个题材,他美丽的妻子、他非常可爱的小孩,彼得大帝和他的大臣和他的宰相,很远的地方骑了一个马,这就是苏里克夫的伟大,他是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他从个人判断的出发来判断一个伟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任务,他没有那种规定性的那种批评、否定,或者正面的、负面的,他没有顾忌,他实际上把禁卫军的为了某种东西而隐隐献身的精神把它从具体的事件中抽离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见到苏里克夫之所以伟大,他在禁卫主义早期,比如说审美的判断、历史的判断、人性的判断,他都是并行不悖的,每一个判断都是独立的,他充分地肯定彼得大帝和苏里克夫认定的对欧洲的开放,但是他同情禁卫军和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可爱的女儿,他充分的理解他们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跟着太子叛变,所以我们再看看苏里克夫他的另外一个主题,同样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也是表现那种超越具体事件的一种精神。
    我觉得具体到陈树东先生,我觉得他不是从理论上发现了这个宏大叙事的问题,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个人色彩的张扬,但是他的张扬呢,我认为是不彻底的,为什么不彻底呢?他是从语言和形式的张扬,充分地体现了个性。比如说他采取了表现主义,和西方一脉相承的就是个人主义,但是我觉得他还有空间,他如果要纯粹地摆脱一个有当代意义的大叙事的话,他可以有大的空间,不但是语言的个人性、还有语言的表现性,还有就是思想性,思想的个人性,思想的个人判断,思想的精神性的个人判断,这个是我认为他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以他的才华,我是希望他在历史画方面走得更远。我碰到很多人不希望画历史画,我觉得朝戈只有诗史情绪、没有诗史叙事,而陈树东的历史画我还有一点不满足,他还是可以思考一下严格意义的历史画和历史画的这种逸韵,你现在是逸韵性的历史画,而不是严格意义的历史画,那么这两个东西能不能够统一呢,我认为是可以统一的,并且以你的才华、以你的能力,你是有这种可能的。  

    邓平祥(湖南美术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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